哥萨克与犹太人的血海深仇

哥萨克的特点之一：哥萨克历来具有打家劫舍的“绿林思想”和“有奶便是娘”的“傍大户”风格。

在河滩地段打劫过往商船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由于长期处在“三不管”地带，哪一边的统治者剿灭力度加大就去投靠其他的统治者，尤其是黑海和里海靠近出海口的哥萨克，在俄罗斯境内作案如果受到官兵的追杀就去为土耳其苏丹和波斯大汗服务。夹缝中生存“易倒戈”朝秦暮楚的“骑墙”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

由于其形成的历史决定了哥萨克人天然地具有“反国家性质”，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驯服于某个政权，但是他们又无法完全自立，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萨克的生存哲学是游离于国家力量鞭长莫及的边缘，尽可能的利用主流社会的各种矛盾，以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与自由度。

因为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成员多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有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和波罗的海人，民族关系庞杂，大都是不堪忍受本国政府的压迫才逃到管制力量薄弱的地区，借助外力抗击宗主国是哥萨克的老传统，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哥萨克，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政治认同模糊、民族认同松散、地域认同差异性很大，即便同是哥萨克，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也相互不买账，其内部崇尚实力原则。

他们游离于几大政治势力之间，17-18世纪在几个国家的夹缝中生存，拉甲打乙、联乙攻丙是他们惯用的政治手腕。他们曾经与土耳其苏丹结盟、向克里木的鞑靼汗示好、也曾投入过波兰王国的怀抱、忽而又效力于莫斯科的政府，出尔反尔都不足为奇，波兰、俄国、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哥萨克来打击国外势力的，但本身对他们又极不信任。

扎波罗热人给在土耳其苏丹回信，语气傲慢，措辞尖刻

哥萨克自身的历史十分复杂，哥萨克各集团之间、长老和军事统领之间、农奴和哥萨克之间、哥萨克和政府之间、哥萨克与支持其力量的外国势力之间都存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驯服于某个政权，但是又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萨克的成长壮大就是利用了“投机原则”和“游离于强权之外”，尽可能的保持自己的自由度。

传统上波兰和乌克兰的哥萨克曾经最多，在沙皇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大部分哥萨克进入俄国境内。在扎波罗什的哥萨克中就一直存在着“亲莫斯科派”与“反莫斯科派”，这两派根据沙皇的打拉力度此消彼长，而沙皇对他们的忠诚程度历来是不抱希望的，彼得一世就说过，乌克兰哥萨克所有的盖特曼（一共有17位），除了赫梅尔尼茨基、赫斯科罗帕茨基以外，其余的都是变节者。

赫梅尔尼茨基

“哥萨克民主”的这种内争不休、频引外力的特征给乌克兰历史上增添了无数的混乱和流血。历代沙皇都明白，对这批桀骜不驯的人抚恤政策比镇压更有利。列宁把这种“有奶便是娘”的特点称为“哥萨克的流氓习性”。

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人，可能都会记得，主人翁像格里高利像候鸟一样一会参加红军，一会儿投靠白军，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到底信奉什么价值观？其实这一方面说明他信奉哥萨克自治思想，反对外人染指“他们自由的土地”，另外也表现出典型的哥萨克“有奶便是娘”的一贯风格。所以沙俄时代哥萨克被利用作为镇压人民运动的工具就不难理解了。

《静静的顿河》中的人主人翁格里高利

特点之二：哥萨克是犹太人的天敌。

长期以来哥萨克一直与犹太人势不两立，他们同是缺乏国家认同没有归属感的流浪群体，但是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却有很大的差异和对立。20世纪初俄国的犹太人和哥萨克人数大体相当，帝国境内有521.58万犹太居民，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大致集中了全球2／3的犹太人，哥萨克约44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3-2%，都是少数群体。

在16-17世纪大批的犹太人被波兰地主带到乌克兰，犹太人是波兰在向东发展的最主要帮手，他们充当管家、工匠、小商贩、收租人等，在乌克兰人眼里，犹太人是波兰天主教贵族的代理人，是异类和异教徒，他们为地主充当管家和收租人更招来了农民的怨恨。犹太人原则上不能经营土地，但是南俄草原的新拓区有一些农业垦殖点劳力缺乏允许犹太人经营，犹太人在没有特许的情况下不能居住在俄罗斯中部，只能在制定的新瓜分的“安置区”。

中世纪时欧洲犹太人的着装和职业

这样阶层的构成与种族的构成正好契合，沙俄帝国中的多数犹太人被要求在“安置区”居住，他们大多在城市和小城镇居住，因为犹太人在传统上一直是“城里人”，在乌克兰的城市居民中犹太人的比例高达33%，在德涅波河右岸这个比例更高达70-80%。

但是这两个群体的生活习性、价值观念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犹太人强调读书做生意，对犹太教的信仰虔诚，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人口超过20户，立即建立自己的社区并设立犹太教堂，犹太人的社团组织严密系统，相互帮助，由于有迫切的生存危机感，聚敛钱财，重视教育，犹太人把这种文化传统变成一种趋利性的商业资源，孩子们需要及早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

在家长的监督下读书的犹太小朋友，比中国孩子辛苦

如果说犹太人一会说话就要读书，一开始读书就要考试，犹太孩子从小就被家长逼上各种补习班，以期早早的出人头地，有一技之长，他们以擅长做生意、艺术、手工艺著称。在哥萨克看来犹太人很抠门，分毫必计，从事的都是邪门歪道。近代以后在商业、金融、法律、教育、新闻等领域崭露头角。所以他们的教育水平和富裕程度明显高于哥萨克。

而崇尚尚武精神的哥萨克恰恰相反，他们蔑视财富、不重视教育、强调平等，习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准军事化生活习性养成了哥萨克人会走路就能骑马，会骑马就能射击，过着一种豪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强盗生活，弯刀、顿河马、女人、金钱和酒是哥萨克的五大法宝。

长期以来，尚武的哥萨克一直与犹太人势不两立

以德涅波河为界的右岸乌克兰，基本上是以波兰人为农奴主乌克兰人为农奴的大庄园，左岸是哥萨克自治塞契，哥萨克的不事耕作劫掠成性决定了他们经常骚扰右岸，而波兰人自己并不经营土地，全是雇佣犹太人作为管家来管理农奴，于是形成乌克兰人哥萨克十分痛恨犹太人。

哥萨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有新加入者补充的集体，而且来者不论出身民族，但唯独坚决排斥犹太人，而犹太人对劫掠成性的哥萨克人也是惟恐躲之不及不会去染指这个群体。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人在东欧各国从事当地人鄙视的所不屑的商业、银行、管家等行业都比较富有，长期的积累使犹太人具有经商才能与意识，因为从中世纪时期，教会不允许教徒从事以营利目的的商业活动，所以这一领域的都是犹太人，在这个行当的当地居民自然竞争不过他们，在乌克兰和俄国人看来犹太人从事的都不是“正途”，是坑蒙拐骗之术，是一个让人藐视的食利阶层，而犹太人又不掌握权力，处在统治者的打压之下。

沙皇曾说，“俄国的坏事9/10都是犹太人干的”，官方的态度造成了民间的向外撒气的习惯，所谓“柿子拣软的捏”，“因此长期以来民间的反犹情绪经久不衰，成为一个集体泄愤的对象。在俄罗斯传统中“经商”历来就不被视为“正途”，那只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而犹太人从来都被视为在道德上、精神上和政治上非俄罗斯的异族，又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俄罗斯人的罪恶都是犹太人教唆所至，由此产生强烈地反犹排犹情绪，在很多国家犹太人往往是多数群体攻击的对象，在俄罗斯也不例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当急先锋的却是另一个与他们人数相当的少数群体——哥萨克。

17世纪中叶在波兰和俄国第一次爆发沙皇主导哥萨克充当急先锋的屠犹活动，在这次扫荡有数万犹太人被杀，对哥萨克来说，屠犹既过瘾又有斩获。此后哥萨克的屠犹从未停止过，排犹不仅出现在沙皇颁布的法令中，而且在化作一种极端的情绪在民间蔓延，1903-1906年，第二轮屠犹在波兰、乌克兰、俄国展开。

1905年遇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下达屠犹令，放纵其哥萨克骑兵在犹太人生活区烧杀掠抢，在沙皇政府命令下，屠犹成了哥萨克发挥本性和专长的“业务”，在这次屠杀中有数万犹太人被打致残，上万人毙命，1918年-1920年是第三次屠犹，又有大约十万人在乌克兰的俄国国内战争中被无辜杀害，1920年在苏波战场上，哥萨克的红色骑兵从没有停止对犹太人的暴行和杀戮。

　沙皇政府命令下，屠犹成了哥萨克发挥本性和专长的“业务”

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就是以一个在哥萨克骑兵中生活了七年的犹太人并参加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骑兵作战”——苏波战争的体验，鲜活的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骑兵的故事，他把哥萨克对犹太人的仇恨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把这个团队的嗜血的野性、野蛮真实地反映出来，为此曾经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军长布琼尼元帅，布琼尼指责巴别尔诬蔑纪律严明的红军，把他们描写成一群“以冷兵器杀人为乐”的土匪。

骑兵vs坦克

还是1928年回国观光的高尔基仗义执言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巴别尔，“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我从未见过如此鲜明和生动地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

当时斯大林正在全力发起一场争取高尔基回国定居的运动，整个文学界高山仰止般崇拜高尔基，在这种背景下，布琼尼从未巴别尔放在眼里，却不敢得罪高尔基，只能自认倒霉的败下阵来，高尔基去世后，失去保护的巴别尔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活动”。1940年1月被专政机构秘密处决。

骑兵元帅布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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